【文/夏冰雹】

在香港《南华早报》工作的这一年，跑遍香港大大小小的街巷，不仅采访了许多上市企业、游戏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公司等等，还采访了迪士尼导演、蒂凡尼珠宝设计师、变装女王、催眠师、考古学家、临床医生、街头艺术家、智库、慈善组织、分析师等等，产出视频和稿件近百份。

这一年，见证了中美摩擦引发的经济震荡；见证了香港动荡从苗头到大肆蔓延，经常夜晚提心吊胆地从熊熊燃烧的地铁站走过，踩着家楼下被扔了一地的碎砖头，从蒙面人身边溜走，有一次清晨刚出门就听见家门口响起刺耳枪响；看着疫情在香港一波又一波蔓延到新闻办公室和我所住的公寓，仍一刻不停地写着手头的报道；看着香港经济在不稳定因素和疫情双重打击下连续陷入衰退，身边的外国朋友和大陆人纷纷离开香港……

这一年，我24岁，仿佛经历了无数个春秋。

很多朋友听到我选择离开而感到诧异，“就这样离开香港最具公信力、百年老品牌的报社不可惜吗？经过与全球成百几千名应聘者竞争，过关斩将才进得去，就这么走了，不可惜吗？”

不可惜。其实，离开香港的念头其实在年初就出现过，到2020年6月左右，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加速了离开的这个想法。

为什么选择离开？

1.在香港报道内地，抹不去的隔岸观火之感

香港是一个东西荟萃、族裔众多和文化包容的城市，《南华早报》也是亚太地区为数不多的较中立的英文新闻媒体。虽然在2015年被阿里巴巴收购，但新闻编辑室依然保持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

在香港回望中国内地、讲述中国的故事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很明显的隔岸观火之感，所呈现出来的故事与真实的中国依然相差甚远。

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的原因是人员结构的设置。与中国和香港话题相关的报道组中层管理编辑（负责选题和信息审核）以中年香港本地人居多，外籍人员多为负责文字润色的编辑，记者当中有内地人，但只是少数。因此报道的角度很容易被香港对内地的固有视角框住。许多本地香港的编辑既不能讲流利地道的英文，又对普通话一知半解，与海外读者和内地人的关注点格格不入。

说说三件关于选题的事儿。

图｜办公室聚餐

（1）香港人与内地和国际的兴趣点严重脱节

我在中国报道组轮岗期间，中美之间的硝烟味因疫情更加浓厚，我给负责的编辑（香港人）报了一个选题，并采访了留学申请者与留学服务机构，调查两个大国交锋期间留学产业和中国学子赴美留学的意愿受到的冲击。文章上交后，一次又一次被搁置。

编辑认为：“两年前中美摩擦开始的时候，已经做过留学生不愿去美国的新闻，没必要再做了，不新了，这不叫新闻。”我告诉他：“过去的文章是从学生的角度，没有任何一篇从留学产业的角度去写的；同时，外媒正如火如荼地报道赴美中国学子减少对美国大学的经营产生巨大打击，但没有任何一家外媒写过中国的留学教育机构也受到影响，我们报道就是独家的了。并且，有很多外国学者和教育研究者关心中国的教育市场，这与他们紧密相连，海外读者会感兴趣。”依然没有得到那位编辑的回应。

于是我把文章投给了一个从中国报道组独立出来的政经组，负责的编辑是内地土生土长的，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很了解，他一看到文章，表示很有兴趣，立马发。最终，文章发出后两个小时内就有成千上万人浏览，一下子窜上了那一天全办公室的热门文章榜上。

很幸运我的文章遇到了伯乐。如果没有伯乐，西方人常看的英文资讯里找不到有任何关于这个题材的影子。

这样类似的事还有很多，顶层管理者反复强调报社要从区域性新闻媒体转型成全球化新闻媒体，要增加多元的题材和角度，我也和香港本地人编辑（几十年的老员工）多次提到，他们却回应道：“我们是香港的媒体。”也可以理解，对于奉献了大半辈子青春的老员工来说，公司越是全球化就越意味着他们会被淘汰，不是他们不顾大局，是出于不安。